国际贸易仲裁与诉讼

由点到面的突破——香港A公司诉上海B公司案述评

发布日期:2010-07-16

    2003 年 6 月 16 日 ,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王雪华与刘净律师接受香港 A 公司(申请人)委托,全权代理香港 A 公司与上海 B 公司(被申请人)买卖合同争议仲裁一案,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定被申请人依据合同承担违约责任。

    【案情简介】

    2003 年 1 月,香港 A 公司(申请人,买方)与上海 B 公司(被申请人,卖方)天津分公司就买卖 1000 公吨货物的合同进行了协商。
    申请人称,双方于 2003 年 1 月 24 日 以传真方式签订了买卖合同(下称“传真文件”)。当日,申请人遂向银行申请开立了以被申请人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然而,随后因市场行情变化,被申请人拒绝以原价供货并要求修改合同,遭到申请人拒绝后便未于合同约定期限内供货。由此申请人只得补进货物,遭受严重损失。对此,被申请人则辩称上述买卖合同并不存在:其一,传真文件上被申请人的签章效力不可考证,不足以证明此文件构成合同;其二,信用证不能印证基础合同存在;其三,有关修改合同等其他相关证据无法证实。因此主张合同不存在,不承担违约责任。

    【思路分析】
    
诚如双方当事人所主张,本案之焦点在于买卖合同存在与否,换言之,即合同是否以合法有效的形式存在。依据我国《合同法》第 10 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其中所谓“其他形式”,包括第 37 条所列举的推定形式:“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即通过双方履行合同项下主要义务而推定合同成立。就本案而言,由于其既具备有待考证的书面合同形式,又具有所谓的开立接受信用证这一履行主要义务的行为,因此,欲图证明合同存在有三种思路:
    思路一,证明合同以书面形式成立。其论证重点在于证明传真文件具备合同书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双方签章具有效力。思路二,证明合同以双方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形式成立。着眼点在于论证信用证被开立并接受,双方完成了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思路三,作为底线,一旦上述两种思路无法证成,则可证明合同以口头或除《合同法》第 37 条规定外的其他形式存在。此种思路证明途径多元化,包括通过传真文件证明合同内容、通过信用证的存在印证合同存在、通过双方就合同修改所进行的交涉证明合同存在等等,旨在运用证据链条,将所有与证明合同存在相关的证据串联起来,进而相互印证,增强证明力。
    在本案中,王雪华与刘净律师作为申请人代理人独辟蹊径,将三种思路结合运用,渐次推进,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因为本案的证据显示,仅仅证明传真文件构成书面合同,或是证明信用证被开立并接受构成合同成立要素都显得势单力薄。以证明传真文件的合同属性而言,它面临如下障碍: 1. 传真文件上的签章并非被申请人公司印章或法定代表人人名章; 2. 申请人对于证明签章的真实性具有举证责任,而被申请人却对提供其公司印章握有主动权,由此便造成申请人取证困难,亦很难确保被申请人提供的印章为其使用过的所有印章,而被申请人也恰恰没有出具传真文件上的印章并否认其存在; 3. 传真文件除了上述签章没有其他任何辅助证明。因此,仅凭传真文件很难证明买卖合同成立,这最终也成为仲裁庭的意见。
    故此,较为可取的做法正是以证明书面合同存在为第一层次,以明确信用证与合同的关系为第二层次,以各种相关证据为第三层次,每一层次都能独立论证的同时又可相互勾连,以点带面,共同构筑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这对于证据欠缺的本案而言,无疑是获取胜算的根本。
    而在上述三个层次中,信用证与合同的印证关系成为突破证据匮乏劣势的突破口。对此问题,双方颇具争论,主要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为事实问题,即被申请人是否收到并接受信用证;二为理论问题,即信用证是否足以证明合同的存在。就此,被申请人先是提出其未收到任何信用证,继而否认“收到”等同于“接受”,同时认为信用证与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关系,“信用证的开立可以完全脱离合同”,不能由此证明合同成立。对此,申请人认为:其一,通过大量经公证的银行函件,足以证明被申请人收到过此信用证。其二,被申请人收到信用证后未提出异议,这便表明其接受了信用证。因为根据贸易惯例,如果一方收到一份没有任何合同基础的信用证势必会提出异议,反之则可说明其具有合同基础。其三,由于此信用证标注了合同号、双方当事人的名称、货物名称数量价款等,与传真文件完全一致,足以证明信用证是依据合同而开立的。其四,信用证的存在可以作为合同存在的证据。信用证独立原则处理的是金融关系与贸易关系间的相互独立性问题,旨在保证银行的业务独立,而非否定信用证与贸易合同间的一切联系。因为,根据国际贸易实务,“信用证源于贸易合同,是履行贸易合同的手段之一”。其五,退一步讲,假如双方合同并未生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37 条,“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申请人在本案中的主要义务是开立信用证,申请人业已按照合同约定开立信用证,被申请人亦接受申请人开立的信用证,因此合同成立。由此,通过环环入扣地澄清事实、列举实践、阐明法理,申请人在第二个层次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基于信用证这一证据环节的确立,强化了证据链条的关联性与逻辑性,推进了第三种思路的证成过程。
    最终,仲裁庭认为:“从交易的整个过程来看,当申请人开出以被申请人为受益人的信用证后,通知行及时通知了被申请人,信用证上载明了合同号、双方当事人的名称、货物名称、数量、价款等,均与本案交易情况一致。且被申请人在得到信用证通知后并未做任何异议表示,应当视为其接受和承认了信用证内容。信用证作为证据链条,可以证明本案合同关系在事实上是成立的。”并于 2004 年 8 月 31 日 作出承认合同存在、要求被申请人赔偿损失的裁决。可见,信用证与合同的印证关系至关重要。

【要点补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本案交锋较多的信用证独立性原则对信用证与合同关系的影响问题,仲裁庭并未从理论上详加解释,而是绕开这一问题,通过信用证的开立接受过程证明合同的存在。想必这与信用证与合同间的微妙联系不无关系。众所周知,信用证关系以其独立性为主要特征,但一旦强化这一特质往往引发僵化理解,甚至会产生诸如“信用证的开立可以完全脱离合同”的认识。对此,基于申请人所阐释的法理,笔者试图作进一步理论探讨,以期明晰概念、理清关系。
    所谓“信用证独立原则”,是指信用证一经开出就独立于买卖合同,即信用证一经开立,便在银行与买卖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买卖合同的关系,由此信用证与其基础合同相互独立。可见此原则旨在保障金融关系相对于贸易关系的独立性。但笔者认为,它并不意味着自始至终剥离金融与贸易间的联系。首先,根据这一原则的表述,信用证的独立是指其“一经开出”就独立,强调的是信用证开出后其与基础合同间的关系,而并未明示信用证开出时即应与基础合同相分离,即阐述的是合同落实过程中的问题,而非合同订立时的问题。第二,观照此原则的宗旨,它旨在确立银行独立的付款责任,保障银行支付不受基础合同的影响,这无疑是以事先存在基础合同为基础的。第三,从信用证的开立实务来看,合同的存在是信用证存在的基础,倘使没有合同,又何来“依据合同项”开立的信用证?何以一一列明合同货物、数量、价款等基本条款?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因此,将“信用证独立原则”扩展至信用证开立乃至合同成立阶段实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不合乎法理,更与实践惯例相悖。

【结语】
    
对于最终胜诉的申请人而言,从证据匮乏、举步维艰到以点带面、全线突破,可谓“柳暗花明”。寻根探源,严谨的理论构筑、巧妙的论证策略都是促成申请人大获全胜的关键,而其中堪称“点睛之笔”的首推信用证与合同间印证关系的论证,由此不仅在实践上具有指导意义,更在理论上衍生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