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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仲裁

       除根据《附加便利规则》作出的裁决外,ICSID当事人对裁决的救济只能依赖于ICSID内部的裁决撤销制度。申请撤销ICSID裁决,仅能依据《华盛顿公约》第52条第(1)款所列的五种情形,专门为申请撤销案件而成立的特设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并不审查“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等实体性问题。

       安城案为继伊佳兰案后中国政府第二次被投资者诉至ICSID的案件。中国政府凭借对《ICSID仲裁规则》第41.5条项下的初步异议制度的灵活运用,“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此次纠纷。本文从安城案仲裁庭的裁决出发,对该案所涉“第41.5条初步异议制度”与“诉讼时效”进行了讨论,不揣浅陋,愿见教于大方。

       仲裁实务中,仲裁机构基于某种规定事由更换首席仲裁员的情形较为常见。但是,不论如何,首席仲裁员的更换均应遵照法定程序进行,即应符合《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定的仲裁规则的要求。否则,涉案裁决可能违背法定程序,进而存在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的可能。

      长期以来,投资者-东道国仲裁秉承保密性原则,不存在仲裁公开或透明度的问题。例如,根据1965年《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的规定,仲裁裁决只有取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才能予以公开。但由于国际投资仲裁一直存在着过分保护外国投资者、忽略东道国利益保护的问题,其正当性遭受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为解决国际投资仲裁面临的正当性危机,透明度改革不断的被纳入到国际投资协定和仲裁规则中。

       本案中,撤裁申请人以“没有仲裁协议”为由请求撤销仲裁裁决,而撤裁被申请人则同意撤销裁决。本案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法院可否以双方均同意撤裁为由经行撤销仲裁裁决?第二、仲裁程序中未提出“没有仲裁协议”的抗辩,在撤裁程序中是否能够再次提出?

       下文尝试通过厘清政治风险保险与投资仲裁之间的关系,以解答上述问题。本期文章来源于Yashasvi Tripathi发表在威科商事仲裁博客的“投资仲裁赔偿是否应当扣减政治风险保险金”一文。为学习交流之目的,环中团队对本文进行编译,以飨读者,若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通过虚假仲裁侵害案外第三人利益的问题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8年3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赋予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权利。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将“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情形纳入了虚假诉讼罪的规制范畴。

       与一般商业背景下所达成的 “仲裁协议”不同,缔约国投资法以及投资协定使得私人投资者,能够在其与缔约国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的场合,仍能够将投资争议提交ICSID仲裁。鉴于《华盛顿公约》在第25条中便已明确,ICSID的管辖权并不要求有书面的仲裁协议,只需投资者与东道国达成书面的仲裁“合意”即可。因而,约百分之八十的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仲裁案件,是非协议仲裁(arbitration without privity)。具体而言,东道国可以通过国内投资法、与投资者母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或多边投资协定的方式作出 “同意”;而投资者一方,在非协议仲裁的场合,可通过向东道国发出书面通知,或直接向ICSID提起仲裁的方式表达其“同意”。本文在主要参考Lucy Reed, Jan Paulsson, Nigel Blackaby合著的Guide to ICSID Arbitration一书的基础上,围绕“非协议仲裁”之合意如何达成进行了深入探讨,以飨读者诸君。

       贿赂是国外投资者违反东道国法律规定进行非法投资的最常见方式。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当事人也经常提出关于腐败问题的指控。应对腐败问题,仲裁庭虽做法不一,但普遍认为腐败问题违反了国际公共政策。但在双方当事人均未就腐败问题提请仲裁庭审议的情况下,仲裁庭是否负有主动审查义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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