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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仲裁

      在国际仲裁中,双方当事人所需要承担的费用可能会十分高昂。这些费用通常包括仲裁机构收取的管理费、仲裁员的费用、律师费、开庭所需的场地、翻译、速记等各项费用。由于国际仲裁中非常重视对证人的盘问,因此开庭时间往往较长,导致双方在开庭阶段产生大量费用。许多国际仲裁案件的当事人为了节约争议解决的成本,会考虑在开庭前尝试和解。

      2018年10月18日,在[2018]HKCFI2342案中,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以裁决违反香港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5)穗仲案字第7098号裁决。而在2015年至2017年之间,香港仲裁裁决曾连续在内地被拒绝执行。环中仲裁团队在本文中对内地与香港之间互相执行仲裁裁决的相关规定及实践进行简要地回顾,供批评、参考。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署的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已经期限届满。此后,双方并未签署新的合同,但是一方确实履行了义务,另一方也接受了。针对此后的履行行为引起的争议,一方依据之前的书面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申请仲裁。裁决作出后,仲裁被申请人请求法院撤销裁决。法院最终认定,双方争议事项并非仲裁协议的范围,并据此撤销裁决。

       得益于仲裁的诸多天然优势,近年来仲裁案件呈指数型增长趋势。于此同时,更为复杂、涉案金额更高的仲裁案件也层出不穷,所花费的时间及成本也相应越来越高。事实上,仲裁成本过高已成为国际仲裁屡受诟病的特点之一,其不仅引发了“第三方资助”的浪潮,同时推动了国际仲裁界对仲裁效率提高的普遍关注。

       本案被申请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涉案裁决,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申请后,被申请执行人针对该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近三年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裁定驳回其申请。

       在投资仲裁领域中,Achmea B.V. v. The Slovak Republic系列案广为人知,众多国际法学者已对当中的主要争议问题做了不少的深入研究。然而,本文另辟蹊径,从投资者是否能够利用投资仲裁作为救济手段的角度,讨论了投资者对于东道国将来实施的征收行为是否能够提前采取救济措施的问题。本文编译自载于科威商事仲裁博客网站(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的一篇短文,为与读者分享在投资仲裁领域中的“征收”问题,环中商事团队其进行了编译,以飨读者诸君。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尤其当被申请人是法律制度薄弱的国家时,仲裁庭经常面临当事人关于经济犯罪(economic crimes)的指控。然而,由于国际投资仲裁庭通常不具有独立进行犯罪调查的专业知识、权力和资源,因此通常认为仲裁庭并不需要处理关于刑事责任(criminal liability)的问题。ICSID公约(ICSID Convention)和大多数投资协定也并未就如何处理经济犯罪的事宜作出规定。尽管如此,当事人对经济犯罪的指控可能会对国际投资仲裁庭正处理的争端产生深远的影响。

       被申请人无法送达的情形并不少见,然而,如果送达两次均无人签收,是否可以视为仲裁机构完成了送达义务?如遇前述情形,仲裁机构如何操作才能保证送达程序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

       《仲裁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包括“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本案中,涉案仲裁协议约定“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那么,如何确定“当地”的含义?是以当事人住所地为标准,还是以合同签署地或者标的物所在地为标准?如果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住所地不一致的情况如何处理?本案法院采取的是当事人住所地标准,并据此认为,“当地”指向不明,仲裁协议无效。

       《华盛顿公约》在第二章(ICSID中心管辖权)中具体约定了ICSID中心的管辖权问题。其中,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开宗明义地对ICSID管辖权范围进行了澄清,即“ICSID中心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纠纷具有管辖权”。也就是说,ICSID是一种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下称 “ISDS” ), “投资者”与“投资者”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投资纠纷当然不应属ICSID管辖。那么,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兼具政治、经济属性的商业主体,在对外进行投资之时,是否能够以私人投资者的身份诉请ICSID保护?这一问题对于我国国企“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的落实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以“北京城市建设集团诉也门”一案为视角,就在投资仲裁领域国有企业是否能够被视为“私人投资者”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以飨读者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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