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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诉讼案例评析——兼评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发布日期:2012-04-18
【导读】

        我国新《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第152条对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该条规定过于原则化、概括化,无论是概念的解释,还是程序的操作,都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可操作性并不强,导致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在适用时存在很多分歧。本案是一桩典型的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在法律规定不清晰、各法院适用152条有分歧的情况下,原告的代理人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在诉讼程序中所选择的诉讼策略及本案所涉及的“原被告的确定、管辖法院、公司的诉讼地位、和解”等问题的最终处理都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案情简介
        原告A公司与香港B公司、香港C公司、香港D公司于2006年3月28日合资成立位于北京的E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40%、40%、10%、10%。根据《章程》和《合资合同》的规定,B公司推荐W(本案第三被告)为E公司的总经理,W推荐了G(本案第四被告)为副经理。在E公司对用于经营的广场进行装修、涉及、采购等过程中,作为公司高管的W及G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合资合同,与不具有行业资质的关联企业F公司(本案第一被告)及其北京分公司I公司(本案第二被告)签订一系列设计合同及承包合同,恶意串通,损害E公司的利益,获取巨大非法利益。原告作为E公司股东,在依法向D公司发函要求E公司起诉侵权人而未收到任何答复的情况下,委托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正式提起股东代表之诉。

        由于我国法律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不尽完善,法院适用也有较大分歧,因而对此类案件代理律师的要求就更高。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在股东代表诉讼领域有着多名专家律师,他们熟悉该制度构建的立法本意、了解日本、中国台湾等前沿国家和地区的该项制度构建,同时也有着丰富的执业经验。在接到原告委托后,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组成团队制定策略,很好地保护了本案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也使得本案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案例。

二、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之评析
1、  原告的资格问题
        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通常是为了维护公司利益,但也可能为了追求个人私益,为了在鼓励诉讼和防止滥诉之间取得平衡,各国公司立法通常都会设置一些限制性条件。我国《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没有设置任何限制性条件,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要求其必须连续一百八十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的股份。在这里,我国立法有两个问题未加规定:一是持股时间的起算点问题,实务界比较一致的认为应当采取放宽计算的方法,即自股东起诉之日向前推算满180日即符合持股时间;二是起诉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当时是否必须持股的问题,对此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只要股东起诉时具备股东资格即可,理由是侵权行为的情况比较复杂,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有时也难以界定,有的甚至具有持续性。如果规定当时持股,其程序性审查需要占用更多的司法资源,不利于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

       在本案中,E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原告与其他股东一样,都具有原告的资格,法律没有规定任何限制条件。

2、 被告的范围问题
        关于被告范围的确定,各国立法规定不一,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模式”,即凡是侵害公司利益的人,不管是公司内部的人,还是公司外部的人,都可以成为被告;另一种模式是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限制模式”,比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14条仅规定为公司董事。我国新《公司法》第152条对股东代表诉讼的适格被告表述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他人”。“他人”如何理解,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形而言,被告多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起人、清算人等。总体来说,我国这种比较宽泛的立法体例更符合公司法的发展潮流,更利于公司利益的保护。

        在本案中,原告代理人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在设计诉讼策略、撰写起诉状的时候将F公司、I公司、W及G同时列为被告,即反映了这一法律原理。将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W、G,与侵犯公司权益的“他人”F公司、I公司同时作为被告,能够更好的保护E公司的合法权利,也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及世界公司法发展的方向。

3、 公司的诉讼地位
        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因此导致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不一。一种做法是将公司列为区别于实质被告的名义被告,这和英美等国的做法是一致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是因为公司怠于行使诉讼权利,此时股东与公司的利益是冲突的,应当将公司列为被告。但是同时应当注意的是股东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判决结果也直接由公司承担,此时二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将公司列为名义的被告较为合适;另一种做法是将公司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两种第三人诉讼制度。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对原告和被告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显然,其制度设计不符合代表诉讼中的公司身份;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诉讼的结果必然与其存在关系,因此其须与原告或者被告利益一致,参加进诉讼中表达其诉讼的主张,承担法院要求的义务,这符合代表诉讼的制度环境。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将公司列为第三人更为合适,最高人民法院拟定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六条也曾做了类似的规定,即“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案中,原告代理人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把握公司法立法本意,结合实践经验,将本案E公司列为第三人,显示了律师团队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及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的精深的理解和运用。

4、  管辖问题
        我国《公司法》并没有对股东代表诉讼的管辖加以特别规定,因此该等案件的管辖原则上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来处理,即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均可以成为诉讼管辖地。但是从世界各国立法看,公司法都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由公司住所地的法院管辖。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是如此,因为股东代表诉讼牵涉到原告、被告和公司三方面,管辖地的确立不仅要方便当事人参与诉讼,也要方便法院审理案件,特别是股东代表诉讼多数涉及到董事、监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侵权行为,这些行为的发生地和结果地往往都在公司所在地,如果要快捷方便的调取证据、询问证人,往往由公司所在地的法院来管辖会使成本较低、效率更高。

        本案中,如何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对于律师来说是首要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案管辖权的确定较为复杂,首先在确定级别管辖上,由于该案中被告三和四均为中国台湾公民,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涉港澳台地区的案件按照涉外案件处理,而该案在当时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立足于法律,分析相关事实,最终确定该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当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其次,在确定地域管辖上,被告一住所地位于上海,被告二住所地位于北京、被告三和四的住所地为台湾、侵权行为地包括北京和上海,因此上海和北京的法院都有管辖权,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结合法律的规定和实践中的主流做法,认为在E公司所在地北京进行起诉更能够节省资源提高效率。最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案件的进程和结果也显示了由该院审理本案更为高效。

5、 诉讼和解
        本案最终以原告与四被告和解而结案,和解协议对原告和E公司极为有利,原告对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极为认可和肯定。但是我们在重新审视该案的时候应当对该案所涉及的“诉讼和解”有所思考。
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和解制度没有加以规定。众所周知,股东代表诉讼的进行会使原告、被告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营。如果允许原告和被告进行和解,使得诉讼能够尽早结束,则有助于降低诉讼成本、维护公司权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诉讼和解的时候还应当防止原告与被告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目前,我国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来进行约束,但是,在实践中可以参照美国和日本的股东代表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和实践,即当事人必须将和解协议之内容通知公司和其他股东,以方便公司和其他股东提起异议或参与和解。对于和解协议,是否需要法院进司法行审查,学者的观点较为冲突,赞同者认为司法审查有助于图和解协议的合法和公正,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防止当事人恶意串通;反对者认为法院司法审查违反了法院“居中裁判”的民事诉讼法原则。目前各个法院在操作当事人和解上的做法也不尽一致,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也难以把握,我们期待着相关司法解释的尽快出台能够完善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和解制度。

三、结语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起源于英美,经长期的司法实践和深入的理论研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方面均得到发展和完善,并在鼓励诉讼和限制滥诉、保障股东权益和尊重公司人格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我国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也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是规定过于原则化、实践中难以操作,各地法院在适用《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时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 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在代理本案过程中的诉讼策略及法院的相关做法相信会引起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律师和学者对该制度的些许思考。